康达（1877～1946）字特璋，徽州祁门芦溪人。康达自小聪颖过人，四书五经，过目成诵；尽管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但在叔祖父的资助下，聪明好学的康达少年时就显现其才干，以致他成年后在政、商和教育界叱咤风云。

       康达的人生转变发生在他21岁那年，因受维新变法牵连，他被贬往江西景德镇监制御瓷；这也为他以后在瓷业方面能够取得卓越成绩，提供了一个机会。康达是个富有创造精神的瓷业老板，睿智且精明；他先后创办了江西省瓷业公司和中国窑业学堂，不仅培养了大量新型技术人员，还率先采用了机器制瓷。一个偶然机会，康达与茶结缘，成就了中国茶史上的第一篇专论祁门红茶的《红茶制法说略》。入清以后，茶叶是关系中国外贸出口盛衰的大宗产品，而清末茶叶的江河日下，甚为茶人担忧。尤其是光绪十三年（1887）之后，茶叶出口逐渐衰退，国际市场被印度、锡兰等国瓜分，为挽回茶叶出口颓势，政府及茶界人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康达也对中国制茶弊端有切肤之痛，一方面深感印度锡兰外在竞争的压力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冷静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制茶积弊已深。他认为“专藉人工”缺乏，茶产业的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茶农、经销商脱节；茶户制作草率，茶商仓猝贩运。烘焙时烟熏火燎，影响茶味。至于染色、参杂使假“取杂树之叶充茶出售”，更是败坏中国茶的声誉。极为痛心的康达大声呼吁，“今既欲抵制印锡之茶，不得不急为改良”走一条中国茶自己的路。

       光绪29年（1903），清政府为筹备次年在美国举办的圣路易博览会，特别成立了茶瓷赛会机构并要求设立红茶制造公司。而康达在故乡祁门曾开设茶号，于祁门红茶不仅熟悉、了解且有销售经验；所以，筹办红茶制造公司的事项就非他莫属；而经办过程中的“往来条陈”也就成了《红茶制法说略》的部分内容。康达不仅邀请志同道合者自筹资本，在安徽设立红茶公司，以高品质原料，取印度锡兰之长进行制作，产品以外销为主，誓在国际市场与印锡之茶一较高下。他还是引进国外制茶技术的倡导者，他对温州等地采用机器制茶甚是赞赏；对张之洞谆谆劝诱茶农采用机器制茶而茶农实力薄弱难以为济而扼腕叹息。他更是改革制茶传统的力行者，他在撰写的《红茶制法说略》中指出：“制成之茶，贩外国，越数万里重洋，必须其味经久而不散，方足以争胜。箱皮不严,箱板不坚,均足以坏全分之茶。装箱之日，须将制成熟茶，盛以竹箩，裹以铅皮,然后钉入木箱，外加藤捆，逐层封紧，勿令泄气，虽经年累月，香气不失，可无变味之虞。”从文中可以看出，清末时期茶叶包装主要采用的是铅罐、茶箱、竹箩等物；而这几种元素一直是在外销茶叶的包装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茶制法说略》文章仅有两千多字，只针对红茶论及采摘、卷叶、变色、烘焙、成分、做净、成箱七条；但更多的是，康达对当时中国茶业面临的状况所进行的剖析，至今读来仍觉掷地有声，颇有见地。所以说，瓷业给康达的定位是“改良者”，而在茶界，康达则是一个“具有世界胸怀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