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启淑嗜古有奇癖，酷爱印章，编辑《汉铜印丛》等印谱二十八种，可谓是古今无匹。其友人赠诗说：“吴下梁园迹已陈，飞鸿堂上惯留宾。”诗句是以西汉梁孝王刘武与司马相如、枚乘等人的交游，引出汪启淑与丁敬等印人的雅集酬唱。汪启淑不但喜欢藏印，而且有两册印集行世；《飞鸿堂印谱》是以求人治印为主，《讱庵集古印存》则多为所藏古印。在这册古印藏集里，有两方与茶有关的印，一方是“沦茶山人”，另一方是“茶癖”。“沦茶山人”印，朱文，圆形；“沦茶”者，可否理解成“沦陷”于茶而不可拔也?不得而知。至于“山人”，乃自谦之辞，尤其是古代，以“山人”自居的人大有人。从印文看，此印当为一枚隐逸者私藏的闲章，传达的是一种与茶相依、与山岚相伴，远荣华安贫素的处世哲学。另一“茶癖”印，方形。所谓茶癖者，大抵是始于痴迷以至成癖的境地。人无癖，不可交？一个“茶癖”之人自然是可交之人。时今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自称“茶癖”的人，在日常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不过，在古书里出现过许多这样的人，读来煞是可爱。明代时期的闻龙在《茶笺》里谈及他的好朋友周文甫，此人“自少至老，茗碗熏炉，无时暂废。饮茶有定期:旦明、晏食、禺中，餔时、下舂、黄昏、凡六举”。如果说周文甫的“茶痴”程度还不算最高的话，那冒襄在《芥茶汇抄》里提到的“吴门七十四老”之一的朱汝圭，每天从早到晚不是洗涤茶器，就是口里念念不忘茶之香味；就连他走到大街上都会告诉陌生人，茶有多香。这样的人，大抵算得上是“茶癖”了吧？如是，汪启淑可否称作“茶癖”呢？！